《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乐山主编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0年代以来，一个幽灵，民族主义的幽灵，在知识界徘徊......
1990年代以来，一个幽灵，民族主义的幽灵，在知识界徘徊。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争言犹在耳，各种激进的反美言论在网络上仍然很有市场。民族主义尽管在公共的视野中尚不成气候，但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潮不可忽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主义大有由隐而显，从潜伏期中爆发，走上历史舞台前沿的趋势，值得引起知识界的
警惕。
有学者指出，民族主义是世界现代化的产物。毫无疑问，启蒙与救亡运动给每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催化了民族意识和公民意识的高涨。国家的权力与民主的权力作为两大斗争目标成为20世纪以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潮，在这里，国家是个体的保障，个体通过国家的独立和排除异族的统治，达到个人权力的维护的目的。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民族文化极大了鼓舞了被压迫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陈寅恪所倡导的民族文化主义以及以杨文会、欧阳竟无为代表的佛教复兴运动致力于中国“本体”心灵的再造，其作为个体的结果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却与民族国家的文化诉求不谋而合。
尽管陈寅恪、熊十力们的努力非常本土化，但这种再造并不盲目排斥西方文化圈的方法论和参考文献。只有当一种将西方国家作为假想敌的冷战思维注入到民族主义之中，民族主义才蜕变为简单粗暴的游行、示威、口号和标语，才以激烈的浅薄的言辞来换取民众盲目的狂热。
1990年代是中国社会政治面貌的一个转型期。一方面是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环境的进一步缓和；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继续实施理性战略，毛泽东时代的反美旗帜被更务实的立场所取代。但矛盾在暗中积聚，青年人以他们的热情天真地、迫切地要求着祖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与经济趋势相匹配的角色，出发点是好的，却极易偏激化。
爱德华·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以及国内张颐武等研究学者的热烈响应本来是件好事，但一旦被民族主义者们所利用，成为他们宣扬排外思想的理论武器，情况就发生了转变。后者热衷于将文化领域的“殖民”概念无限制放大，制造一种兵临城下的错觉，并且依靠各种国际争端来证明自己的假说，从而达到激起民愤的目的，其破坏力要远远大于它的建构意义。
民族主义是个复杂的问题。同样重要的事实是，民族主义继续在一些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如法国、加拿大（魁北克）和德国——兴盛活跃。在东欧更是战争和仇恨的导火索。9月10日，波兰议会不顾总统的反对，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重新向德国提出战争赔偿，这是在国内反德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上升的形势下所做出的必然反应。可见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矛盾并不是中国的专利。
我个人反对将民族主义简单地斥之为“头脑发热行为”，诚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所言，民族是不可抹杀的，民族感情的激烈程度必定有其社会背景存焉。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则很容易因其偏激而获得成功，以其言过其实的如簧巧舌混淆视听，以其富有阅读快感的红色话语来赢得不明真相者的好感。1999年的《超限战》一书就是一例，此书在当年读者提名最受欢迎的新书中高居第三位，不言而喻，它迎合了读者对于战争的某种阅读期待，并以此为契机，为一种商业性行为贴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
民族主义是个历史概念，但同时，它也在新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今年年初出版于美国的新著《中国的新民族主义：骄傲、政治和外交》（China’s New Nationalism：Pride，Politics，and Diplomacy）一书中，美国克罗拉多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彼得·海斯·格里斯对中国当下的民族主义现状作了如下描述：一种时尚的虚无主义，一种沉溺于苦难记忆之中的自虐者，一种红卫兵式的话语狂欢。但格里斯并不认为这群中国的“第四代人”是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似乎非常实际，口头上反美反日，私下里还是日本电器照买，美国食品照吃，书照念，国照出，两面派的美学标尺似乎公私分明。
民族当然是我们每个人的宿命，国籍可以更改，但民族仿佛指纹，却烙印在我们的身上。如何建构民族主义，化解民族之间的鸿沟和仇恨，消除身份认同的障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打击面不免过宽。情绪的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面，但民族主义更是权力、社会运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抛开这些核心问题不谈，就不能在学术层面上将狭隘民族主义的谬论和伪装清除干净。这是重中之重。
《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超限战》……已经构成了一个中国“非典型”民族主义的谱系。我不知道在之后的岁月中，这个谱系是否还会继续“增殖”，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引导，误入歧途的色彩反而越来越浓了。
乐山主编的这本民族主义批判文集尽管多少有些迟到，却是近来不可多得的系统梳理民族主义的严肃著作，鞭辟入里的批判与反思对于识别民族主义者的煽情言辞和极端主义行径有着各个击破的疗效。
就此，我们可以冷静地质问：中国民族主义将走向何处？且让我们拭目以待。（《文汇读书周报》，2004－12－31）
讀《潛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
王曉漁
以一種“同情的理解”的態度來看狹隘民族主義者，與其說他們是在價值層面主動選擇了非理性、極端和激進，不如說他們在事實層面被灌輸了一種修改和編織而成的“狹隘民族主義敘事”。
這算不上一本完美之書，卻是一本期待已久的書——這是我拿到《潛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以下簡稱《潛流》）的第一印象。這兩年，幽靈般的狹隘民族主義幾乎達到“令人發指”的程度。暫且不說“9·11事件”之后隔岸觀火的鞭炮聲，中央電視台主持人張越因為佩帶了一條白色方形、棕色圓點的絲巾被指認為“日本國旗”，就可以稱得上現代版的“草木皆兵”。（還好，目前尚沒有人把紅十字旗看作變形的“日本國旗”）相比之下，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可以用“罕見”來形容，偶爾有一兩篇也常常是“供批判用”。或許，學者們認為“不值一駁”，但這種綏靖式的態度恰恰從反面推動“憤青”認定自己的言行“無人可駁”。
《潛流》是一本文集，系從紙面媒體和網絡載體上選編文章而成。類似的文集在出版界為數不少，但大多是“剪刀加漿糊”或“復制加粘貼”的手工藝品。而《潛流》卻是一本有著成熟編輯理念的文集，明確提出要“系統、理性、深刻地對狹隘民族主義進行剖析和反思”。這究竟是王婆賣瓜，還是夫子自道？我們從選目即可作出判斷。全書總共四編：前三編分別從《中國可以說不》、《超限戰》、《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這三部狹隘民族主義代表作出發，最后一編則側重於理論的剖析與重建。作者陣容既包括秦暉、徐賁等資深學者，又有王怡等年輕學人，均是富有“清明理性”的公共知識分子。
從標題可以看出，這本書的主旨並不是簡單地打倒一切民族主義。首先，它對民族主義作了區分：狹隘民族主義和健康的民族主義。這種區分有些粗糙，並且有著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但它暗示了民族主義的兩重性。借用書中所收蕭功秦先生的觀點，即民族主義有理性與非理性之分、有溫和與極端之分、有務實與激進浪漫之分。雖然這本書所收的很多文章此前都曾拜讀過，這次重讀依然讓我有震驚之感。比如那篇“臭名昭著”的《對日關系新思維》，作者馬立誠因為此文被人稱作“漢奸”，仔細看下來，文章並沒有採取“一邊倒”的親日態度，而是一邊批評石原慎太郎式的日本民族主義，一邊批評國人的極端民族主義。許多網友“全盤否定”馬立誠，是否意味著他們認同石原的觀點呢？
在我看來，《潛流》還隻是批判與反思狹隘民族主義的第一步。這本書所收的文章多從價值層面入手，但一向持一元論的狹隘民族主義者卻喜歡以“價值多元論”為借口，拒絕這種理論層面的批評。反觀狹隘民族主義的病灶，其中既有舊仇又有新恨的病根。所謂舊仇，是指1840年以來中國所遭受到的種種失敗﹔所謂新恨，是指近年來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以一種“同情的理解”的態度來看狹隘民族主義者，與其說他們是在價值層面主動選擇了非理性、極端和激進，不如說他們在事實層面被灌輸了一種修改和編織而成的“狹隘民族主義敘事”。從這個意義上說，狹隘民族主義者也是受害者，而且是不自覺的受害者。這也提醒我們在批判之后還需有所建設：《潛流》不妨出版第二輯，像茅海建寫《天朝的崩潰》一樣重寫1840年以來的歷史﹔《潛流》還不妨出版第三輯，像秦暉講述南斯拉夫－科索沃問題一樣重寫近年來的“列國志”。 (東方早報, 2004年8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