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1-11日补记
这次印度洋上的海啸造成了十几万人的死亡,政府异常高调的动员了体制内的资源,向受灾害的国家提供援助,社会上,网络上也有不少人行动了起来,向那里的人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于是便有了很多的不同的声音,郭巍青在《南方都市报》撰文“赈灾救助要依靠强大的公民社会”:我并不相信,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比别人更冷漠,更缺乏救助遇难者的善心、意愿和能力。...但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这些优秀的公民品质不能以有组织的方式表达出来,不能在重大的国际国内事件中体现出来,这的确是很大的遗憾。...政府从预算的角度做该做和可以做的事情,公民从自己的角度做该做和可以做的事情,整个社会动员出来的资源将会更大,而且可以相互促进,使整个社会的道德面貌大不一样。
在关于“公民社会”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郭巍青先生的文章,我一向是坚持大社会、小政府的,政府有它应做的事情,培育和扶持良好的公民社会才是关键。
甚至有人冒充王怡写了一篇文章“《印度洋海啸--我不捐款》”,害的王怡先生不得不在关天茶舍发了一篇 贴子 来澄清。这篇文章写的文笔倒也不错,不过观点太过偏激,刚看完这篇文章我就怀疑不是王怡的风格,以王怡的水准是不会写出如此骂街的文章,但这文章抓住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自由主义者的坚持。的确,坚持自由主义理想的人对于这样的政府行为肯定是抗拒的,无论这个政府是什么背景,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感是永远存在的。在一个自由民主、分权制衡的社会,公开表达不同的意见,反对政府的决策是一种常态,不要大惊小怪。
还有很多的文章和图片又卷起了我们对98年印尼骚乱中数千华裔遇难的回忆,黄仁宇先生在《关系千万重》中“印尼的彷徨”一文中有所论述:“无辜华裔被害固然不当含默。然则过度伸张又可能被指摘为干涉他国内政,徒予人以口实,于事无补,或更增加了华裔之困窘。所以中共政府只对近事作极温和之谴责,因彼邦财政困难仍支援接济。...国际关系之敌意与误解易结难松也”。
于是产生了要求停止援助的声浪。
对于罪恶,我们总是极端厌恶的。回想一下,在罪恶发生后,我们有没有行动去制止,而在数年后的今天采用这种方式是不是对罪恶的一种有效的惩罚,这都是我们要思考的。
最后,我还是要说一句:
该有所作为时就要有所作为,否则正义将无法彰显,责任也就无从谈起。


